医与患医患是彼此的治疗简平我的第 [复制链接]

　　其实，主刀医生在我手术前的一天，已经开出医嘱，在我手臂里埋上静脉注射线，他跟我说，手术时要派用场，而更重要的是，将来化疗时也要用到。我当时就很不快，第一，要不要化疗应该是在术后评估之后；第二，选择是否进行化疗是患者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现在倒好，手术还没做，也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你却已决定让我以后做化疗了，制造“木已成舟”，而我更希望酌情医治，如果非必要，不愿做化疗以增加痛苦。我找到主刀医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跟他约定——埋线很是复杂，是在X射线的辅助下完成的，可是，要等一个小时之后才能知道是否成功，如果线头在静脉里呈现向上而不是向下即为失败。我跟主刀医生说，要是线头向上，那我就不做化疗了；我还说，我们两人都要听从天意。主刀医生看了看我，然后笑着耸了耸肩。
　　虽说近乎玩笑，可不知为什么，当我躺到病床上接受埋线处置时，我竟意志坚定，凛然感觉肯定是失败的。果然，一个小时后，再次拍摄X光片，证实线头是向上的，只能重做。现在想来，心念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若想拒绝则必定逆反颠倒。不过，即便如此，手术之后，进行化疗的事情照样排到了日程上边。主刀医生对我说，化疗还是要做的，只是剂量小些，次数少些。我问，理由是什么。他说，巩固巩固，预防预防。这次是我笑了，我说，那看来你真的病了，因为不论患者是什么情况，都一概地施以化疗，你想以此减轻焦虑，减轻自己的责任和风险。
　　说实在的，患者需要医生的治疗，但医生因职业所产生的焦虑症和躁郁症也需要由患者帮着治疗。事实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紧盯医生，要其予以完美无损的治疗，而这恰恰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导致医生心理紧张，害怕而担忧，多虑而烦躁，结果便是医患双方都互相成就不了。
　　我跟主刀医生说，请你详细告诉一下我的手术情况。他说在我手术进行中，他仔仔细细地提取了病灶周围十二枚小弯淋巴结、八枚大弯淋巴结和两枚贲门旁淋巴结，经活检后都没有发现转移和扩散。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加清晰地明白了我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开始对主刀医生进行“治疗”。我说，既然没有转移和扩散，那你担忧什么，你若紧张，我则紧张，你若纠结，我则纠结，你若不放下心来，我怎么会放得下心呢。再说，做那样的化疗只是你对我这个患者所表现的一个姿态而已，证明你曾做出过医嘱，你不存在过错，以后我就不能埋怨你、追究你。可这完全没有必要，一方面做不做化疗最后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一方面，如果你怕担责而不顾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一律进行化疗，其实是对患者更不负责，徒然加重他们的痛苦。经我这么一说，他叹出了一口长气，神情放松下来。
　　在我术后出院那天，主刀医生主动跟我说，今天就把化疗输液埋线给撤了。我听后追问道：“那你的意思是我不用再做化疗了？”他说：“是的。”不过，他随即又说：“但是，你得用一些口服的化疗药物。”我想了一下，得寸进尺地说：“既然你说不用化疗了，那还吃化疗药干吗？”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好吧，不服药了，那个肿瘤既然已经切除了，也就没有问题了。”我顿时感到压在心里的一块重石被搬掉了，脸上的愁云一消而散。那个时候，我发现主刀医生深锁着的眉头也舒展了开来。我想，我们两人，一个是患者，一个是医生，却在此时此刻共同疗愈了。

章琪

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从医十年。

选择当一名医生，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过。
　　立志学医是从小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我体弱多病，印象最深的就是吃药和打针。后来父母经常会在耳边絮叨：幼时的我会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突然发烧，会莫名其妙地咳嗽、腹泻。在他们的絮叨声中，我就暗自决定，以后得学会照顾自己，高考的时候就填了医学专业，辗转八年，成了一名外科医生。
　　毕业后来到安庆，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年，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见证了医学的改革和进步，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也目睹了人生百态。其间，最难忘的是我的第一个病人。
　　年，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天，急诊科送来一个小伙子，是被平车推进病房的，他刚22岁。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很痛苦，身体很虚弱，双手捂着的肚子鼓得像一只皮球。
　　在做完了相应的检查之后，我请示了上级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急性肠梗阻”，有手术指征，再结合病史、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认为结肠癌的可能性大。在进行术前谈话时，家属无法接受这一结论，他母亲在旁边不停地低声哭泣，我说的所有话估计她就听进去了一个字：癌。
　　那位父亲看似坚强一些，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就这一个孩子，这么年轻，还没成家，拜托你们了。”说完，他含着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很快进行。打开他的肚子探查时，我的手摸到了一串串葡萄一样的癌结节，我知道这是腹腔里密密麻麻的转移肿瘤。一种直击心灵的恐惧感，让我这个刚工作的医生害怕了，我收回了手，过了很久才平复下来……但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我们走出手术室，他的父母看到切除的肿瘤时，瞬间瘫倒在地。
　　这个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去扶起他们，还不得不残忍地告诉他们因为病情发现太晚，预后很差，要有心理准备。
　　但手术后，小伙子恢复得还不错，疼痛感暂时消失了。我们每天查房时发现，小伙子的心情慢慢好起来了，开始吃东西了。看着他吃东西时的那种幸福感，我心里既欣慰又难过，因为他很久没有正常吃一顿饭了，而我又明白他的这种幸福将会是何其短暂。
　　小伙子的父母也在掩饰，在他的面前总是表现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他们一看到我的办公室没人，就撇开小伙子跑到我跟前，问我现在怎么样了，能治好吗……虽然这个答案我已经说了很多遍，虽然我也想给他们满满的希望，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医生，我还是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希望不大。看着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办公室，我会俯下头，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后续的治疗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药物、手术虽然能解决很多问题，却也有无法抵达的区域。为了让我自己放松，也为了让小伙子放松，我经常和小伙子聊天，得知他以前就有便血的老毛病，得知他有感情很好的女朋友，得知他还有很多的人生规划，我就觉得聊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疏忽让病情发现太晚，他的女朋友可能会因为他的疾病离开他，他的人生规划可能会戛然而止，他在剩余的时间内不得不和病魔缠斗，这些都是他不知道的，而他终究会面对这个现实。
　　他的父母也在不停医院，得到的回复让他们彻底绝望。一天早上，我在给小伙子换药的时候，掀开被子，发现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的东西，上面涂了很多条纹，我问他父母，这是什么东西，他父亲告诉我，这是从一个庙里求过来的，据说那个庙的菩萨很灵……我点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肯定会有作用的。
　　小伙子后来出院了，我告知他后续的治疗方案和时间，但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我至今也没看到过他。
　　我现在还会想到他——他在哪里？
　　我多希望他还活在世上；我多希望他在过着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道明了医生的职责，也道出了医生的无奈。受科技及医疗水平所限，很多病人是无法完全康复的，病人的内心却又十分脆弱。我常想，我们是医者，但同时又必须要做一个好的沟通者，甚至有时候会跟病人一样，去寻求心理寄托，这才是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愿人间没有疾苦。

徐仁良

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从医30年。

五年前的秋天，有人焦急地拎着一袋片子找到我，随行的几位是我老乡。患者四十六岁，上腹痛一月余，CT片显示肝内长了一个13厘米大小的瘤子，与肝内大血管连在一起。医院跑了一个多月，专家们都说没有手术指征，万般无奈之下，他经老乡介绍找到了我。
　　没有手术机会的肝癌病人，按照国家诊疗规范，绝大部分都会去做介入手术，即用一根细导管插到肿瘤的供血动脉，注入药物并堵住血管，让肿瘤失去血供而坏死，最后饿死肿瘤。这种方法创伤小，恢复快，疗效确切，很受患者欢迎，而我恰好是这样的医生。医院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医生，来自不同的地方，每天都有操着各种方言的患者来找我们，家乡人最喜欢找家乡的医生。而我遇到类似严重的病情，只有去挑战。
　　病人是位中年女性，姓孙，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是一副十分焦急无奈的样子，她的老公也是六神无主，为了帮老婆治病，他放弃了工作。
　　在医院住下来以后，孙姐和她的丈夫很快就和病友们熟络了，那些疗效好的病人是最好的说服者，经过与病友之间的交流和医生的讲解，在完善各项检查后，孙姐顺利接受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室外，亲友团阵容强大，姐姐妹妹兄弟侄子们都来了。据我的经验，凡是有病人第一次发现恶性肿瘤，家里的亲友团都会一哄而上，这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内心压力。
　　孙姐第一次手术后反应比较重，由于肿瘤血管被堵塞，瘤子在里面蹦跶挣扎，她痛得厉害，夜里一点多，我赶了过去，床边围满了亲友，孙姐正在嗷嗷叫唤，几个妹妹哭作一团，说她姐姐快不行了。这样的深夜里，医生才是她的主心骨，我修改医嘱后，请麻醉科上了镇痛泵，孙姐的疼痛才慢慢好转，上腹部不再疼痛。之后，我又对她巩固了两次。一年后她肝内的瘤子缩小到了7厘米，面色开始泛红，不像生病前满脸发黑。没隔几个月，我还会电话回访一下，而她也会按照我的叮嘱，及时过来复查。每次复查时，她也不催我，只静静地等我把其他人看完，然后留下时间给她慢慢分析。
　　如孙姐这一类带瘤生存的患者，一般来说很难完全治愈，间或又再次复发，免不了再次补刀。但医生通过各种方法抑制肿瘤的进展，与病魔斗智斗勇，再加上病人的顽强，有一部分人会存活很久。
　　因为给孙姐治病，我和他们一家子慢慢熟悉起来。她的家就在皖赣边陲的山林间，印象里他们家门前有条河，最后要流到鄱阳湖去的。她生病前，与丈夫在外打工，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日子过得也红火。但她生病以后，特别是带瘤生存多年，花了大量的钱，家庭几年前沦为贫困户，后来有了国家兜底政策，她前来复查的次数也就多了些。
　　上个月她再来复查，肚子里有少量腹水，瘤子也略微增大了一些，这就得再做一次手术了。她说，先后做了七次，现在看见那个手术室就全身发抖。我想每个病人都是如此，唯有我们医生内心的力量传导出去，才可以化解他们心头的忧虑。这一次的手术顺利做完了，她依旧反应很重。
　　陪护孙姐的是她女儿，她女儿有个孩子。术后第四天，她女儿忽然下腹疼痛，找到我时，全身发麻，经过检查后，确诊是宫外孕大出血，我紧急安排送她去妇科做了急诊手术，终于让她转危为安。
　　孙姐的老公为了重振家庭，今年特意养了三十头猪，一听说女儿也开刀，急忙赶来探视，结果路上遭遇车祸，肋骨断了五根，医院。晚上十点左右，他有气无力地打我电话，我说都是老熟人，你就放心吧。而孙姐在这边的病房里哭哭啼啼，担心起女儿和老公，反复念叨：怎么这么倒霉呢？
　　孙姐的老公经过救治，也无大碍。而五年来，作为给孙姐治病的我，一直在全力争取让她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最近我又跟他们联系了一次，她女儿说，都在家呢，都还好的。我听到了电话那头浓浓的乡音。我觉得该为他们做点事，却又感到力不从心。
　　重大疾病就像一个炸药包，把一个家庭炸得面目全非。作为医生，我一直在体会他们的痛苦，偶尔发现有人在角落里嚎啕，也会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常常告诫自己：多一些悲悯，多一些努力，如果能多一个病人记得我，我就会多一份自豪和幸福。

吴银珂

57岁，患尿毒症25年。

　　眨眨眼，患尿毒症25整年了。回想这25年，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两次换肾，八次大手术，数十次住院……每一次经历都是人间炼狱，也是凤凰涅槃。我从开始的恐惧、消沉、痛苦已转变成现在的豁达、淡泊、从容，甚至乐观。每周三次的透析，在我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寻常。其余时间锻炼、写字、钓鱼、养花、做家务……简直比正常人还正常人。我感觉现在的状态，很有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味。
　　话虽这么说，其实还是小问题不断。
　　前不久做了次全面体检，各项指标基本正常。窃喜之际，瘘管狭窄加重，透析流量上不去，又要行球囊扩张手术了。医院，我不想折腾，再次把自己交给了肾内科的年轻医生们。去年一共做了三次手术，今年要做几次呢？明年要做几次呢？不知道。
　　手术做毕，心脏又越来越不适应透析，流量稍高点就会早博，压抑得人喘不过气。高血压？左心室肿大？调药，血压正常了，还是不舒服。穿刺检查，坏了，冠心病。看了市、省专家，吃了许多药，但早博问题还是没解决。没办法，每次早博时能忍就忍着，实在忍不住，就悄悄口服一片倍他乐克。
　　记得我刚生病，就尝试锻炼身体了,练气功，打太极，钓鱼，走路，只因为我的免疫力低，左肺底部有个结痂，沾上病毒就是肺炎。25年来，惟有走路日日坚持，不管春夏秋冬，不论狂风暴雨，每天一万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真是吓得瑟瑟发抖，加强防护之外，电梯也不敢坐了，每次透析都是爬楼。八楼，1－6楼阶梯，7－8楼48阶梯，一共个阶梯。开始的时候，我每爬两层楼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后来可以一口气爬到四楼了，爬到六楼了，现在一般能爬到七楼，稍停顿下，再上八楼。有天晚上走路回来，右膝盖一下子僵住了，筋拉拉的，疼。坏了，运动过度，膝关节受伤了。
　　也许是抗生素用多了，我的肠道一直不太好，经常拉肚子。每到透析日，都要预防性地冲一杯蒙脱石散。即便这样，也难免有那么几次出状况。叫护士吧，一个个年纪轻轻，貌美如花，人家不介意，我介意呀。不叫护士吧，肚子痛如刀饺，大汗淋漓，赶紧叫家人，加服蒙脱石散。吃过各类菌素，看过中医，也尝试调整饮食结构，但都收效甚微。我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上网，找到一位著名中医，他说我阴阳失调，让我每天有空坚持拍打胃肠道。我坚持拍打一年多，肠道功能终于正常。
　　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我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痛苦得不想活。开始吃阿普唑伦，一段时间后没效果了，改吃碌硝西泮，吃了一段时间又没效果了，加谷维素、褪黑素、各类复合维生素，还是睡不好。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看心理科，说不是，应该还是和透析有关。睡不着就看书，专挑以前觉得无趣的书，《瓦尔登湖》《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又醒了，就这样，度过一个一个漫漫长夜。
　　说了这么多，肯定有读者感叹，透析病人真可怜。我想说，透析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透析病人也是不你想象的那么可怜。只要你注意保养，坚持锻炼，听医生的话，科学防治，心态乐观，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比如我，上面说的许多小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在医生的帮助下解决了。透析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心脑血管疾病和各类感染。对付并发症也像打仗，战略上藐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一定能打赢。
　　昨晚走路，骤雨。妻子调侃，奇迹呀，该活着的人死了不少，该死了的人还活着。我叹口气，说，我本来打算活到岁的，现在只想活到99了。

陈斌

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系，医院儿内科主任医师，儿内科行政副主任。从医25年。

　　年5月，作为中国援南苏丹医疗队队员之一，我来到了非洲南苏丹，开启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援外医疗。
　　南苏丹地处东非，年才独立建国，由于常年内战，经济落后，百废待兴，其医疗条件之恶劣超出我们的想象。
　　医院，论地位相当于国内的协和，论条件还不如年代国内的村卫生室。几排低医院的全部，没有电网，没有供水，更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南苏丹全国注册医生总共才50多个，可想而知这里的医疗资源何等稀缺。中国医医院的正常运行。
　　我是新生儿科医生，工作地点在新生儿病房。所谓的病房就是一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铁皮房，整个病房没有电力供应，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新生儿科应有的医疗抢救设备。几十张中国捐助的婴儿床，一台“鱼跃牌”制氧机便是新生儿科的全部家当。新生儿有三个当地的护理人员轮流值班，尽管一年没有发工资了，她们仍坚守在这里。
　　南苏丹经济落后，人们食不果腹，因饥饿、营养不良、先天感染而导致的早产儿特别多。整个病房里每天都有几十个刚出生的孩子，都是早产、低体重、先天感染。没有电力，制氧机用不上，面对缺氧窒息的孩子，我们只能用简易的气囊手动加压给氧；没有营养液，我们只能给不能进食的孩子输注葡萄糖；没有供水，孩子不能洗澡，浑身都是胎脂胎便，我们只能自己购买湿纸巾给孩子擦拭；没有抗生素，能用的只有国内早就摒弃不用的庆大霉素。
　　这样的医疗条件，导致了整个南苏丹住院出生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8%左右，作为一名医生，眼看着那些本能救活的孩子一个个在我面前逝去，我们的心在抽搐。要是能有电、有水多好啊！要是有呼吸机多好啊！要是有基本的药物多好啊！要是能……
　　条件就这样，不能坐、等、靠。我们是医生，是中国医生，缺医少药的的非洲兄弟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渴望我们能帮助他们，能救活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们的期待，更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一天，我正在新生儿室查房，护士长Fatima匆匆跑进来，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因早产窒息的三胞胎，三个小家伙黑乎乎的，呼吸急促，呻吟、吐沫，一看就是早产、低体重、吸入性肺炎。我们马上用输液皮条一端插入孩子口腔，没有电力提供负压，只能用自己的嘴巴在皮条的另一端用力吸吮，把三个孩子呼吸道里的羊水及胎粪给清理干净，当孩子顺畅地哭出声时，我知道孩子的呼吸道通畅了。紧接着给予我们自制的CPAP，当孩子急促的呼吸缓解后，汗水早已湿透了我们白大褂。要知道在这里，室外温度是45℃，室内没有空调、风扇，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大蒸笼。
　　这边还没忙完，护士长fatima又在外面叫开了：“又来一个窒息的！”送来的孩子呼吸微弱，心率缓慢，口腔里全是胎粪，考虑因为是宫内缺氧导致的胎粪吸入综合症，我赶紧用皮条口对口给孩子清理气道，胎粪的恶臭刺激我干呕连连，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一点一点用力去吸，尽量避免不把胎粪吸入自己的嘴里。清理完气道，赶紧人工心肺复苏，自制气囊加压给氧、胸外按压、隔了一层纱布口对口人工呼吸。尽管我们很努力，这个孩子还是没能救过来。我瘫坐在地上（病房里没有凳子），擦拭着脸上，也不知道脸上是汗水还是羊水，抑或是孩子的胎粪。
　　失魂落魄的我走出病房，病房门口就是一棵大芒果树，树底下一个黑人小姑娘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从地上的塑料布里掏出一个大芒果递给我，冲我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中国医生，你刚才在抢救孩子，我给你芒果吃！我知道在南苏丹食物匮乏，人们一天能吃一顿就是小康之家，一个芒果就是他们一天的食物，我怎能要她的口粮。见我不要，小女孩急了。为了照顾她的自尊和领受她的好意，我对她说，我拿你的芒果，明天我带饼干和饮用水给你好不好？小女孩点点头。
　　第二天的早上，我拿了一个馒头、一盒饼干、一瓶水，急匆匆来到芒果树下，小女孩等在这里，旁边多了一个小男孩，蜷缩在地上哭。我赶紧跑过去，把我带的东西递给她，询问小男孩为什么躺在地上哭。小女孩说，这是她弟弟，昨晚她弟弟饿得难受，就爬树摘芒果，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疼得哭了一晚上。我急忙查看小男孩的腿和脚，还好，腿脚能活动，没有骨折症状，应该是脚踝扭伤。我让小女孩随我到医疗队驻地，给她拿了红花油，让她帮弟弟涂抹在脚上。而我却再也不敢去面对她正哭泣的弟弟。在特殊的环境下，人的心也变得极其敏感，我愧疚、自责，不该要小女孩的芒果，芒果是她们一天的口粮，我要是不拿，孩子就不会去爬树，不爬树，孩子或许就不会受伤……

来源：安庆晚报

视频来源：“宜镜到底”短视频工作室（叶潇拍摄/剪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