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为致敬医者，韩红基金会采访了各省（市）培训基地的老师及学员代表，推出《扎根乡村的微光》系列文章，让“背后的故事”不再沉默。
基层妇产科的排班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白夜下”。对于每一位基层妇产科医生来说，只要听到，就能感到“战争”降临般的战栗。
白夜下，三天一轮。
第一天，白班，早上8点到晚上18点。收治入院的病人、产妇，进行诊疗谈话、产前宣导、术前沟通等，以及，手术。
第二天，夜班，晚上20点到隔天早上8点。但通常，这是理想状态。也许第一天白班赶上了几台拖晚的手术，或是棘手的急症，昨夜下班已是凌晨。回家睡一觉，白天一大早就惦记着昨天的病人，算了，中午就去上班吧。
第三天，下夜班。按照道理来说，这是可以休息的一天。但是昨天夜里又收治了好几个急诊的病人或是深夜意外来临的手术。等到结束所有的病例整理和案头总结，下班吗？也许是这天下午吧。
第四天，新的一轮“白夜下”又开始了。
白天：致亲爱的产妇，你在哪里这样的排班制度通常发生在科室人少的时候。每个妇产科至少需要留三个人值班，刚好可以平均分配这“白夜下”的三天。于是，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日日夜夜，昼夜颠倒。如果能有第四个人，这个值班制度就可以变为“白夜下休”，也就是多加一天的“休假”时间，对于每一个医生来说，将会是极大的缓解。
但，就是这么巧，通常基层妇产科的医生，都是4到5个人的人力，对接平均每个月个左右的产妇，其中有一个人还要去坐门诊。
“白夜下”，基本就是这些医生的日常。
年的某个清晨6点，28岁的甘肃省医院住院医师杨杉杉坐着，把一个在家中生产的产医院。
原本当天夜里，已经怀孕7个月的杨杉杉以为这一天将是自己生产前值的最后一个夜班。即将摆脱“夜班”的喜悦，很快就在凌晨3医院的中心打破：医院很远的产妇，在感觉到生产痛感之后，医院，新生儿就迫不及待地在家里降世了。
坐在救护车上，杨杉杉反复确认急救包所带物品是否齐全，一遍又一遍默问自己：到了现场我应该做什么？
首先，由于产妇的生产环境不是无菌产房，那么产妇和孩子都有感染风险，大人和小孩都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然后是更让人担忧的问题。通常，急产也伴随着高频率的宫缩，不仅对产妇来说有软产道损伤的风险，孩子也容易进入缺氧状态导致窒息。
以及，更糟的情况，如果产妇软产道损伤引发产后大出血，又该怎么办？
这条通往产妇家的路又漫长又焦灼。在田野山间折腾了1个半小时，救护车终于到了孤零零筑建在村尾的那一间民房。母子之间的脐带还没有断，但所幸，产妇没事，只有一点轻微裂伤。孩子也没有事，啼哭响亮，没有窒息，没有吸入羊水，不需要额外处理。杨杉杉做了基本检查后，处理好消毒以及断脐的问题，长舒一口气。
这可真是幸运。
然而，从事妇产科工作21年的甘肃省白银医院主治医生刘世莉，却亲历了许多“不够幸运”的故事。
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前，对于偏远地区农村家庭的产妇来说，最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员”。在没有B超，产妇没有经过产检、无法知道胎位情况的前提下，接生员只能凭借熟练过硬的技术以及丰富的接生经验与死神争分夺秒地赌博。
妇幼专业出身的刘世莉，纵使毕业后就业医院，实则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跟随村民到家中进行接生助产的。搭配一个助产护士，刘世莉一年之内要服务卫生院周边四、五个乡镇，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其他乡亲，接生多个孩子，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这些新生儿通往新世界的道路。
生孩子如同闯鬼门关。尽管那时候的农村产妇普遍年纪轻，身体强壮，容易顺产，但在卫生条件与急救设备有限的情况下，意外的发生并不能算是低频。只是在农村过去普遍多产的时代，那些消弭在生产危机中的生命，被归因于“不够幸运”，没有好命。
甚至活下来也并非真正的“幸运”。很多产妇纵使保住了性命，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有的人因为生产时产道撕裂太过严重，以至于排便都成为一件尴尬的事。
后来的10余年中，刘世莉是靠着“口碑”的积累，医院生产的资本。农村经济条件差，交通不够便利，曾经多少基层医生，都是这样靠着“口口相传”的介绍，才让乡亲们愿意医院。
而随着中国年推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后，越来越多偏远地区的农村人走入医疗机构，逐渐撇弃“看病难”、“看病贵”的偏见。农村产妇在家生产的现象也随着中国大力推广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国家和各地政府大力推广住院分娩免费、补贴等优惠政策获得改善。
到了年，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年住院分娩率为99.9%（市.0%，县99.9%），基本实现全部住院分娩。相较于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6.9/10万下降到16.1/10万，婴儿死亡率从5.4‰下降到5.0‰。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因缺医少药，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
这差异明显的数据背后，离不开基层妇产科医生手足胼胝的付出。
一般来说，一位女性从确认怀孕开始，需要至少经历9-12次产检。
从孕妇医院处建档开始，产科医生即与这名孕妇深度捆绑在一起。从孕妇的各项身体体征是否适合妊娠到进行NT检查、唐氏筛查、四维彩超、孕妇糖尿病筛查等确认胎儿体表、心脏、胎位等状态以及孕妇身体变化的确认，每一步都是对两条生命的未来负责。
对于任何一位精细的孕妈来说，积极参与产检是无需嘱托的事。但对于基层的妇产科医生来说，“寻找孕妇”却是白天值班时一项最头疼却常见的工作。
妇产科主治医师庄林梅工作于云南省医院，由于工作区域辐射范围内包含偏远地区的村寨，当地有早婚的习俗，医院经常能够接收到低龄产妇。由于生产知识的匮乏，这些小产妇往往在孩子马上就要医院里，但医生却对她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实在是一场代价太过巨大的冒险。
与低龄产妇相对应的是高龄高危产妇，在基层的临床经验上更为常见。
尤其在年以后，从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再到年中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医院的生育率的微弱改变，医院迎来一小波生育的高峰，30-34岁及≥35岁的产妇比例显著增加。这其中，不少已经有过生育经验的高龄产妇，出于经验上的“自信”，对“二胎”风险重视不够，医院产检，医院时，被发现血压、血糖等各项化验指标都不正常，生产风险极高。更有一些身患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的产妇，出于对疾病的“羞耻心”，医院就诊，并隐藏自己的传染病化验单，以至于耽误对孩子早期阻断传染病的最佳时期。
为了避免这类高危生产的隐患，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为目标，中国推行“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包括：妊娠风险筛查与评估制度、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制度、危急重症孕产妇救治制度和孕产妇死亡个案报告以及重点地区的约谈通报制度。
事实上，医院实现了电子化建档的流程，但一些偏远地区的基层妇产科医生仍需靠着大量的人工劳力完成这一系列的“产妇大追踪”操作。
对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王丽来说，这是一沓足够厚的需要填写的纸质档案、耗时相对久的详细产前宣讲、超过5次以上的电话跟踪随访以及对高危孕产风险识别力与判断力的重要考验。
每当医院里被确诊怀孕的女性，她都需要立刻安排为这位孕妈做好各项相关检查，开展首次建册，并进行孕产妇风险因素初筛、评级，按照绿、黄、橙、紫、红五色对孕产妇进行分类管理。
如果这位孕妈属于橙色、红色、紫色的评级，那么王丽就将为这位孕妈建立高危孕产妇专案，上报上一级医疗机构，并落实专人负责，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如果这位孕妈自第一次建档后，再未医院进行产检，则需每隔一段产检周期对孕妈进行电话随访，询问她没来产检的原因，医院进行检查。如果电话联系不到这位孕妈，也需尽快将这位孕妈的情况进行上报。
对于孕妈而言，王丽是守护她与宝宝未来健康平安的第一把关人。
每一次产检，每一项动态的监测指标，都由王丽判断她是否适合妊娠，应该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重要依据。产妇的情况复杂多变，哪怕在生产之前一切顺遂，但在生产那一刻，也随时会出现高危急症，到底是输送到上级专业医疗机构还是就地生产，都需依靠王丽在第一时间的判断。
而这位孕妈，也只是王丽在一个月内，专门对接的十余名孕产妇中的其中一位而已。
夜晚：为了珍贵的生命，我可以拼命奔跑
以医院为拍摄起点的纪录片《人间世》在记录产房故事时，这样描述：新生儿，是这个星球上最惊心动魄的创造，它值得我们年复一年的庆祝。我们都是这样，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呼吸，开始生长。只不过当时，我们对围绕着这个出生之日发生的一切都浑然不知，以及我们在登场时，经历过多少艰难。
大部分普通人恐怕不知道，产科，对于择业的医生来说，并非是受欢迎的科室。产科的突发事件太多了——几乎所有的病都有可能发生在产妇的身上，而也正因为她是产妇，这些病都有可能加速演变。
“就拿高血压来说，孕产妇高血压的变化，有时真的是以小时或分钟为单位进展的”，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黄帅回忆，曾经一个怀孕29周的孕产妇，因患急性胰医院的急诊室。正当包括急诊、内科、外科、产科在内的医生们还在进行会诊，与家属谈话时，产妇血压升高，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短短几分钟，产妇已经开始抽搐。在紧急抢救之后，医生们能做的就是最快速度为其进行剖宫产，而在医生一路狂奔将产妇推往手术室的过程中，黄帅发现产妇已经出现由妊娠期高血压造成的严重并发症——HELLP综合征，产妇尿液已成酱油色。这一切来得又急又猛，纵使黄帅这样见惯场面的成熟医生，也被震慑到心惊肉跳。
最终，这是一个以产妇与孩子都平安为结局的完满故事。
但对于产科医生来说，母亲与孩子两条生命，是何等沉重的重量。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于妇产科从医12载的黄帅，上过的手术台不计其数，却仍能一口气清晰地一一列举好几例命悬一线的手术。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的脸在黄帅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但那些因他的决策与行动而决定另一个人乃至包括宝宝两个人生死的瞬间，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而这一切都只发生在医生一侧。病人在手术中多数处于麻醉状态，他们会在手术成功之后，听医生讲起“你刚刚在手术过程中遭遇了一些危机时刻”，但未见得真正了解自己曾经与死亡相隔多么近的距离。
在珍贵的生命面前，一次失败的结果就能成为一位医生此生漫长的至暗深夜。
云南省医院的庄林梅医生对一个曾经接手过的病例念念不忘。这是她10天以来日日对接诊疗的产妇，原本试图顺产，最终没能成功，转为剖宫产。孩子生下来以后，原本各方面反应都挺好，却在3日后检查出缺血缺氧性脑病。
此后几乎整整一个月，庄林梅都在内心煎熬中度过：反复咀嚼确认整个诊疗、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到底是不是自己在某一个环节的失误带来这样的结果。
这种反刍有时是徒劳的。在与生命赛跑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意外与突变夹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最终难以厘清和分辨。
几乎每一位医生都有过与庄林梅类似的经历。无论最终归因如何，生命的重量都会让医生深陷自责的沼泽。而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这种压力需要乘以二。也正因如此，产科的医生，说话很急，不听废话，他们在推产妇进手术室的路上，甚至近乎连滚带爬——产妇的情况瞬息万变，一分一秒都是生命的流速。
尤其是深夜的急诊产妇。
通常，手术不会安排在夜晚。但新生儿的到来，也没有所谓准时的预约。在收治产妇数量较多的时候，为了避免深夜的突发状况，甘肃省医院的杨杉杉会在“白夜下”的排班中直接选择住在产房，以随时应对处理。
一天凌晨，杨杉杉收治了一个声称自己“羊水破了”的急诊孕产妇。在例行询问“流的水是什么颜色”得到“红色”的答案后，原本在犯困的杨杉杉头脑瞬间清醒：羊水不应该是清亮的吗？立刻将胎头上推检查一下，发现流下的全是血，极有可能是胎盘早剥（一种极易出现危及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安全的严重并发症）。
紧接着就是一场速度的较量了。医院的人力并不多，叫上所有一线、二线、三线的值班妇产科大夫，启动危重症孕产妇、新生儿救治领导小组，确认医院确认办理住院，并与家属沟通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所有的事情必须一气呵成，迅速办好。
这是对妇产科医生第一时间判断力与决策力的考验。一次犹豫，一个失误，带来的后果都不可想象。杨杉杉至今看到产妇出现“哗哗流血”的产后出血状况仍然会双脚发软，这种发病率并不低的临床症状，真正的关键窗口期只有几分钟，每一次遇到，都真的是在跟死神赛跑。
而在夜班，医院人力相对较少，值班医生可凭靠的助力也就更少，压力与无助的感觉会被放大。
“常有人建议我们值夜班的时候眯一会，其实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王丽总结得惊心动魄：“在产科，各种突发情况都是分分钟的事。没有时间让你迷糊和犹豫，或许这分钟之前娃出来就是活的，5分钟之后，娃就没命了”。
自我：第一声啼哭永远动人，产科生生不息
杨杉杉大着肚子一直在妇产科的岗位干到生产。看着别人家的孕妇有老公陪着来产检，有老公焦急地四处找大夫询问：“为什么我媳妇肚子疼”，她自己却是挺着大肚子跑来跑去四处忙活，心里也难免泛酸：“只有我好像一个小丫鬟”。
杨杉杉也会肚子疼。但是科里人力实在有限，就只能趁着上夜班的时候，给自己输点硫酸镁，到了早上把针拔掉，照例去查房。
妇产科的大夫怀孕有什么好请假的呢？
反正，生医院里生了吧。主任每周排班的时候，看着大肚滚滚的同事，也只会说上一句，“什么时候生啊，这星期排你的班上得完吗？”
当然，也是有方便的。在生产育儿方面，婆婆是争不过杨杉杉作为妇产科大夫的“权威”的，丈夫也更愿意体谅妻子的辛苦：“我们也会特意抽时间制造一些有仪式感的记忆。幸亏我老公不是医生，不然就太惨了。”
云南的庄林梅，就是这么“惨”的一个。孩子生出来两个，一个给婆婆带，一个给妈妈带，自己和老公、孩子一年到头见面的时间都有限，“真是要疯了”。
其实，纵使是杨杉杉，生产后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好更多。复工后，有时医院，好让她给孩子喂奶，最后却只能干等半天，徒劳而返。
没办法，于基层的妇产科来说，人力实在太有限了。
医院工作那一年，医院里有5位妇产科医生，加上她和新来的另一位同事，人员扩增为7人，大家说终于充裕了一点。时间一晃过去13年，医院里的妇产科医生来了走，走了来，到现在还是5个人。
自9年启动医改以来，医生进入“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绩效考核的新时代。而一方面是这些年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是医院响应对住院分娩的优惠“包干”政策，一句话总结来说——妇产科，挺“穷”的，想留住人才，挺难的。
受访的这几位基层妇产科医生，月平均基本工资-元，工作时间几乎为天连轴转。对于她们来说，这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医院，医院，这里就被寄寓了所有关于“安全”的期待。
有的时候，医生是被当成“神”的——医院里了，医生一定可以摆平一切。很多孕产妇为了要一个孩子不惜“以命相搏”，靠的是医生们冒着风险的全力以赴。前段时间，医院接诊了一个非绿码（黄码）的瘢痕子宫（一胎剖宫产）孕产妇。这次二胎，这位孕产妇坚持要顺产试产。事实上，二胎顺产在阵痛用力时容易引起子宫破裂，对瘢痕子宫的孕产妇是很有风险的。在反复规劝无果的情况下，医生们也只能在夏季每日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时刻